导语

一个老板拖欠49名工人工资80多万元，被工人举报后选择“跑路”逃避责任，最终被抓。本以为案件板上钉钉，非判不可，但律师介入后，通过梳理工程亏损、协助退赔、促成谅解，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从轻处理的机会。刑事案件中，不是认罪就等于认罚，关键看谁来帮你说话、怎么说。律师，不止是你的辩护人，更是通往缓刑的“协调员”。

案情回顾

王某因为管理不善，拖欠了49名工人共计80多万元的工资。广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调查时，多次要求王某支付欠款，但因他逃跑联系不上，拒绝付款。2019年7月15日，王某被抓获归案。案发后，广州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代为支付了35万元工人工资。王某的家属也分别向工人陈某武和刘某民支付了3万元和1万元，并与刘某民达成了分期付款协议，刘某民还出具了谅解书，对王某表示理解。

检察院指控：被告人王某从2017年5月到2018年10月期间，承接了广州市某区荔城街蔷薇花园等建筑工程，并雇佣了陈某伍等49名工人施工。期间，他通过微信等方式支付了部分工资和生活费。但工程快完成时，因管理不善，王某拖欠了这49名工人超过80万元的工资。2019年3月19日，他得知与发包方的工程造价鉴定结果后逃跑，导致工人们于4月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多次催促支付工资，但因王某逃避未果。同年7月15日，王某被抓获。庭审中，公诉方出示了他的供述和证人证言，证明其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，建议法院依法判刑。

被告人王某在庭上表示认罪，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。其辩护律师提出以下几点意见：一是认可本案的定性；二是王某归案后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交代了全部事实，属于坦白；三是他因工程工期延误和质量问题导致亏损严重，确实无力支付工人工资，并非故意拖欠，也有还款意愿，愿意通过卖房等方式分期偿还；四是虽然存在拖欠，但未造成严重后果。综上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，对其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适用缓刑。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王某无视法律，采用逃匿手段拒不支付工人工资，且在被有关部门多次责令支付后仍拒不履行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。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罪名成立，法院予以采纳。考虑到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，可依法从轻处罚；其家属在案发后为部分工人补发了工资，并取得了刘某民的谅解，也可酌情从轻。最终，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五千元。

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以转移财产、逃匿等方法逃避支

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数额较大，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争议焦点

1、如何理解“有能力而拒不支付”？

本案中，被告人王某是否属于“有能力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”，是定罪与否的核心问题。控方观点主张，王某在拖欠工资后选择逃匿，属于对政府监管的公然对抗，即使他无法一次性支付全部工资，也应依法履行分期支付或与工人沟通协商的义务。控方观点还指出，其家属在案发后能够筹措资金代为支付部分欠款，说明王某并非完全无力偿还，只是选择了回避和拒绝，因此具备支付能力却拒不履行，符合构罪条件。换句话说，控方的逻辑链条是：逃匿行为反映了主观恶意；拒绝沟通协商是对支付义务的漠视；家属代偿证明并非“完全无力”；据此，应认定为“有能力而拒不支付”。

而辩方的观点认为，被告人并非主观恶意逃避责任，而是因为项目严重亏损，工程款未结、债务堆积，导致实际支付能力极其有限。他所拖欠的金额较大，并不是“压着不发”，而是根本无力一次性履行。在案发后，其家属和合作单位已代为支付了部分工资，并与部分工人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，体现出王某愿意履行义务、积极补救的态度。笔者认为，所谓“逃匿”行为，更可能是其在资金链断裂、债务重压下的一种非理性应对，而非蓄意恶意逃避法律责任。所以，不能简单地将此类经营失败下的支付困难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“拒不支付”。

2、本案是否可以适用缓刑？

在本案中，关于是否可以适用缓刑，是判决中的另一个重要争议点。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，虽然不属于最低量刑，但依照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缓刑的适用条件之一是主刑不满三年，因此在刑期上具备缓刑的基础门槛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其个人情况、案件性质和社会危害性是否满足“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”的要求。

第一，王某为初犯，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，依法属于坦白情节，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基础。第二，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虽然其本人因经济困难未能直接补发全部工资，但其家属和关联公司积极筹资，已经为部分工人支付了欠款。尤其是与工人达成分期付款协议、取得部分谅解的行为，客观上缓解了劳资矛盾，体现出一定的悔罪态度。第三，从整个案件背景看，王某并非蓄意拖欠，而是因工程亏损严重，企业经营失败导致无力支付，主观恶意相对较低，社会危害性有限。

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卿爱国主任认为，该案尽管法院最终未采纳缓刑建议，法院可能是考虑到其存在“逃匿”行为，主观态度不够积极，或认为其支付行为不够充分，但卿律师认为：该案被告人归案后有积极还款，又获得谅解，该逃避行为更应理解为一时情绪失控或债务重压下的消极反应，而非彻底的法律对抗，卿律师认为该案如果能够对被告人判处缓刑对社会、对被欠薪人都会好，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，被告人在外面也能挣钱还给他人更好，如果一判了之，一判关之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对大家都不利。